你了解军犬吗？你了解职业训犬人的生活吗？你知道中国军犬的发展脉络吗？这些疑问注定要等到眼睛得到满足之后才会对自己提问。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对军犬知识的储备仅仅是诸如“狼狗”“黑背”之类的概念，以及《警犬卡儿》《犬王》等影片的模糊记忆。 　　我们还知道的资讯有，这儿是亚洲最大的军犬基地，是我军信息化管理程度最高的军犬专业机构，是集训练、教学、繁育和科研于一体的全军军犬专业最高学府，是我国同行业中训练及繁育军犬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的专业机构。 　　这儿的兵告诉我们他们有七八百条犬。于是我们便在好奇和担心中与那些品种高贵、或警惕或愤怒或温顺或凶狠的犬们隔着犬舍的铁栅栏进行了初次的见面和交流。显然，它们并不欢迎我们，一如我们对它们猎奇心理背后的不安和恐惧。 　　恐惧来自无知。那些训犬员们称呼它们为无言的战友。那些官兵熟悉这些特殊战友的性格脾气和身上的每一根毛发。他们气味相投，惺惺相惜，亲密无间。他们懂得如何用专业的手势和口令与军犬们交流，他们把自己干的活儿称为一门科学。我们的录音笔中，他们每个人都善于交流，侃侃而谈。我们很快找回学生的感觉。 　　老兵于斌 　　训犬员们几乎每个人都提到的于斌主任，第一次采访的时候我们没有见到，但并不妨碍我们了解到关于这个名字与这个基地的一些故事和传奇。这个享受副军职待遇的大校军官有着40多年的兵龄，和军犬打了27年的交道。尽管他与军犬最初的缘分有一些历史的巧合和偶然，甚至带有某种天然的被动成分，但此后他在中国军犬领域内的表现作为以及理念视野，都成为人们对其报以敬佩的主要论据和话题。 　　正式采访的时候，我们见到这位体态魁梧的豪爽老兵。他身上的某种蒙古式的粗线条、乐观和豪爽，显然与他几十年的内蒙生活经历有关。我们的话题从他与军犬最初的渊源谈起。这场跨度近30年的回忆，零散、细致。一些人物和故事随着记忆在我们采访的那个上午逐一浮出水面。时光滤去，面前这个中国军犬历史的回忆者和见证人，说起往日那些名字和故事时仍能让听者感到几分兴奋和敬意。历史的机缘和必然连同一批想干事的人共同决定了中国军犬的发展脉络。 　　及至这个前身为北京军区军犬队的军犬基地，成长为今天中国甚至亚洲的军犬行业龙头老大时，这个自称“沾了军犬的光，出了十几次国”的军犬学校“校长”用一句话为他的回忆作了结尾：“我们现在与国外的差距还很大，没有很宽的视野，缺少先进的理念和专业精神，即使再埋头苦干、再有责任心，也不会把一项事业做大。” 　　儒雅的政委李儒芳 　　同这句话一样让我们吃惊的是采访时基地政委李儒芳的一番言论。这个名字儒雅的上校，喜欢书法、爱看《中国国家地理》，待人热情干脆。他除了再三向我们推荐好好发掘于斌主任的史料，总是不忘了强调：“感谢《解放军生活》对基地的关注、对军犬的关注，但更希望你们加大对军犬的介绍和宣传，只有更多人了解军犬，关注军犬，才能让人们对军犬的态度不仅仅是猎奇，才能有一个科学的心态，才能进一步带动中国军犬事业的发展。” 　　这番话从一个从事多年宣传工作的政委口中说出来，让我们折服的同时，也让我们暗自检视了一遍自己。这时候，我们才知道，自己的好奇心态，也许本身就代表着当前大多数人对军犬的态度。当然，起步本身就很晚的中国军犬，想马上揭掉头上神秘面纱，从专业领域走向昔通大众，注定是一种奢望。从猎奇到关注到尊重到科学，也许不仅仅是态度的跨越，更是一个事业的跨越。 　　正在酝酿制定国内军犬各项标准的解放军军犬基地，也在酝酿着关于中国军犬事业的蓝图。军犬历史较短的我们不奢望“今天进入未来”，但至少能在可预见的未来有一项领先国际的“有中国特色的军犬事业”。要做就做最好。我们期待着。 《解放军生活》月刊2005年第1期文章中国军犬“西点军校”的“校长”于斌在采访中，向我们娓娓道来了解放军军犬基地鲜为人知的来源。 　　新中国第一支犬队 　　建国初期，一批主要来源于国民党撤退后留下的军犬，被解放军收编使用在边防线上。1950年，新中国第一支公安军军犬训练队在北京海淀区成立，当时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兼任公安军司令员和解放军参谋长。几年后，这支犬队被拆分成南京、沈阳、总后(下板城)三支公安军军犬训练队，分别为南方、东北、边防、总后仓库服务。这三支犬队为后来中国军犬训练队贡献了最初的人才储备和实力储备。 　　内蒙古军区保卫处警犬班 　　“文革”期间，公安警犬被撤销，所有犬队被解放军接管。“文革”快结束时，于斌在内蒙古军区政治部保卫处当干事。当时正值一度摒弃的公安技术全面恢复阶段，时任处长杨华到南京考察，发现南京市公安局养了两条犬。他们给杨华详细介绍了警犬破案的好处。考虑到内蒙古军区有独特的边防犬资源，为了更好地侦察破案，出差回来后的杨华欲在军区保卫处成立警犬班。报告呈上去之后，很快便有了批复。时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黄厚批示：批准调犬供保卫处使用。批示下来后，最终有两个兵两条犬被带回军区保卫处。谁知回来一试根本不行，原来边防犬只能用于巡逻，未经专业训练后不能破案。杨华的目光落到了于斌身上。此后，于斌便正式介入到全新的军犬工作中了，那一年是1977年。 　　最初训练上的困难今天已很难想像。选来的战士只懂一般性的东西，教材几乎没有。这时候，在武警工作的曾经是内蒙古公安厅警犬科科长李占茂给于斌很大帮助。李占茂是“文革”前沈阳犬校苏联专家的第一期学员。他从家里找出好多军犬训练方面的书以及勾圈送给于斌，并且手把手地教于斌如何训练军犬追踪、鉴别。事隔很多年后，军犬“校长”于斌仍禁不住地感慨这位第一任老师对他的帮助。 　　此后，警犬班的军犬破了不少案，在当地引起轰动。1978年，内蒙古军区决定再抽调11名战士，从地方上寻找所谓的狼狗，标准是“直着耳朵就行”。至此，警犬班的规模已得到初次壮大。全国范围内，除南京外，内蒙古军区保卫处全面恢复了警犬破案，很大程度上为后来的军犬训练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北京军区后勤部军犬训练队 　　1985年，大裁军给部队很多后勤单位带来兵力不足的问题。当时，南京某弹药库一个叫孙龙根的战土发明了“以犬助哨”的方法。总后勤部认为这个办法好，可以在全军进行推广。北京军区后勤部准备效仿南京军区“以犬助哨”的做法，时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军务处处长王春凌、保卫处处长张玉钟和军区保卫处技术科长钟书栋积极协作，后经请示军区保卫部部长李平，多方协调，同意把内蒙古军区保卫处的警犬班调到北京军区后勤部。 　　当时己任内蒙古军区保卫处副处长的于斌提出那么多的仓库，1l条犬显然不够。不如建一个机构，专门负责繁育、训练军犬。军区同意在昌平十三陵某仓库组建北京军区后勤部军犬训练队。其时1985年10月，于斌带着2名战士和11条犬从内蒙古来到北京。犬队开始第二次从社会上征集“直耳朵”的狼狗，这一次，征集到200多条。某集团军保卫处处长时广田和河北保定一个姓王的养犬人是这次征集活动的最大出力者。时广田作为犬队和王姓养犬人之间的联系人，积极担当起协调沟通的角色。王姓养犬人的条件是，犬带走，小儿子也要部队带走。于是，他的小儿子和他养的狼狗一块加入了军籍。 　　北京军区军犬训练队 　　1990年，时任总参谋长迟浩田与总参装备部部长出访泰国期间，泰方希望用军犬换取我国的毛驴，并同意在赠送军犬的同时可以选派技术人才对我国进行军犬专业培训。不久，总部成立由北京军区后勤部组成的接犬组前往泰国考察。当时，北京军区后勤部军犬训练队队长于斌是小组成员之一。很快，包括德国牧羊犬、拉布拉多犬、罗特怀特犬及多布曼犬在内的30条优良种犬顺利接回国内，中泰双方在北京军区后勤部军犬队举行了盛大的交接仪式。事后，泰国军方中将访问中国，在迟浩田总长的陪同下，观看了北京军区后勤部军犬队从泰国进口的30条种犬的“生活情况”。迟总长欣然提笔写下了“当人民卫士、充顽敌克星”的题词。同年底，北京军区后勤部军犬队升格为北京军区军犬训练队。 　　解放军军犬基地 　　1994年，为适应新时期军队军犬事业的发展需要，时任总参军务部兵员处处长陈知建提议成立一个指导全军各个犬队的专门的繁育、训练和科研机构。后经总部决定，依托北京军区军犬训练队，组建解放军军犬繁育训练基地，并由昌平迁到廷庆。 　　军犬基地成立之后，时任总参军务部部长杨志琦十分关注军犬事业发展，他曾多次到总后申请经费用于到国外购犬及基地基础设施建设。总参军务部兵员局参谋段春、任满泉先后几次带领工作组到国外购犬。基地主任于斌多次随总部工作组到国外考察，了解掌握外国军犬动态及犬业信息。这种采取进口种犬的做法，改变丁中国军犬种犬数量不足的现状，为保障向全军输送优质种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2年，总部赋予军犬基地5项新任务：负责优良种犬的繁育、引进，为全军军犬训练队提供优质种犬，负责全军军犬疾病防治、繁育和军犬饲料装具的研究工作；负责全军养犬、训犬专业技术干部和军犬专业技术士官学员的培训；负责总参谋部、总装备部、北京军区所需要军犬的训练、补充和军犬训导员的培训；负责四总部、驻京大单位保卫工作侦察犬、防爆犬的训练和完成上级赋予的其它任务。 　　至此，中国惟一一家集繁育、训练、教学、科研于一体的军犬基地孵化而出。几乎跑遍欧洲、澳洲等一些国家的“校长”于斌开始用他“拿来”的见识，与基地发展思路“嫁接”。现在，正处于跃升期的军犬基地，显然寄托着这位见证中国军犬发展史的“校长”的某些理想和情怀。

好~！顶一下 从上看，说明我国军犬起步很迟，而且数量也很有限，我想这与我国的对国民政策有很大关系的~！如果中国能够放宽城市养狗政策，制定出合理的处罚措施~！中国地大物博，何须要到外国花重金去寻狗！